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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当官、背后经商,是受贿吗?
发布时间: 2020-11-19 来源:未知 点击次数:

  原标题:台前当官、背后经商,是受贿吗?

  特邀嘉宾

  许昊娟 长沙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

  熊 玲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张新文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员额法官

  编者按

  这是一首公职人员台前当官、妻子幕后成立公司获取“利润”的案件。本案中,职务作恶与经营、借贷等民事运动交织,邓杰平行使职权,为商人老板谋利,其妻子既代为收受商人老板送来的股份,又成立公司向特定公司定向出售谋取利润。如何区分平常民事运动、违规经商办企业与受贿作恶?怎样准确把握邓杰平受贿的罪与非罪?一审法院在认定原形有较大转折的情况下仍按照公诉组织实在定刑量刑提出量刑,是否相符刑法中罪行刑相适宜原则?邓杰平认罪认罚,对其量刑有何影响?吾们特邀有关单位做事人员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邓杰平,男,中共党员,1962年3月6日生,湖南省宁乡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

  2004至2015年,邓杰平行使其担任宁乡县玉潭镇镇长,宁乡县委常委、玉潭镇党委书记,宁乡县委办主任、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便利,授与长沙金典公司董事长杨某、总经理蔡某的请托,为二人在收购宁乡县城建二公司等事项上谋取益处。2004至2017年,邓杰平收取蔡某或蔡某、杨某两人共同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270万元(以下币栽均为人民币),另有400万元约定退息后收取,共计670万元。

  2006年,宁乡县委决定组建长沙万佛灵山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佛灵山公司)开发某旅游项现在,并清晰由邓杰平详细负责。邓杰平与蔡某、杨某商定,由邓杰平通知金典公司承揽万佛灵山公司的工程项现在,用工程利润投资万佛灵山公司,三人各占投资款1/3的股份,邓杰平无需投资。此后,邓杰平行使职务便利,协助蔡某、杨某承揽了万佛灵山公司的工程项现在。2007至2010年,蔡某、杨某以金典公司名义向万佛灵山公司投资共计1200万元。2013年,蔡某、杨某决定不再共同经营金典公司,为不息实走之前关于邓杰平占金典公司向万佛灵山公司投资款1/3的准许,共同向邓杰平妻子成某出具了一份书面凭证,清晰1200万元中,杨某、蔡某、成某各占400万元,成某收受凭证后告知了邓杰平。

  2015年下半年,邓杰平认为万佛灵山公司的投资款会因政策因为无法收回,便安排成某将上述凭证退给了杨某,杨某收回凭证后仍口头准许只要投资款收回照样会分给邓杰平1/3。2017年下半年,宁乡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以1200万元的价格收购金典公司持有的万佛灵山公司股份。金典公司收到收购款后,杨某、蔡某向邓杰平外示要送给他400万元。邓杰平与杨某约定,400万元暂放在杨某处,等其退息后再拿。

  此外,2007年9月,邓杰平与妻子成某出资创办长沙成铭公司,租用某公司厂房生产冰箱背板,向华良公司定向出售。2008年9月,邓杰平、成某遂与华良公司法定代外人赵某商定,成铭公司停留生产冰箱背板,由华良公司自走购买设备、原原料在华良公司厂房内生产冰箱背板并自走管理,邓杰平、成某无需投资和参与管理经营,但华良公司仍向邓杰平、成某支付“利润”。2010年7月13日,赵某以支付成铭公司利润名义向成某限制的账户转账120万元。

  据查实,2003至2019年,邓杰平行使职务便利,为众个单位或幼我在国有土地行使权转让、建设工程项现在承揽、建设工程项现在建设、工程款拨付、征地拆迁、银走贷款等事项上谋取益处,单独或伙同其妻子作恶收受上述单位或幼我给予的财物,共计折相符人民币1700.7624万元。

  查处过程:

  [立案审阅调查]2019年2月21日,长沙市纪委监委对邓杰平主要违纪作恶并涉嫌作恶题目立案审阅调查,2月23日,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党纪政务责罚]2019年8月20日,经长沙市纪委常委会会议钻研并报长沙市委核准,决定给予邓杰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责罚;按程序撤销其政协宁乡市委员会主席职务,政协长沙市委员会委员、政协宁乡市委员会委员资格。

  [移送审阅首诉]2019年8月21日,邓杰平涉嫌受贿作恶案被移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交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办理。同年8月23日,经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决定,由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对邓杰平实走逮捕。

  [拿首公诉]2019年12月3日,长沙县人民检察院以邓杰平涉嫌受贿作恶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拿首公诉。

  [一审判决]2020年2月26日,长沙县人民法院判决,邓杰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责罚金人民币120万元。对其作恶所得人民币1300.7624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邓杰平不屈,拿首上诉。

  [二审裁定]2020年4月23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邓杰平案的一大特点是“台前当官、背后经商”,如何把握邓杰平及家人开公司营利与受贿的周围?

  许昊娟:邓杰平是既要当官又想发财的典型,台前是“态度庄严”的领导干部,暗地里却与商人“勾肩搭背”、私相授受,成了疯狂逐利的“老板型领导”。2004至2018年间,邓杰平及其妻子议定入股、集资、委托投资等手段,违规在众家企业、幼我处投资1519万元,共赚钱1170余万元。同时,邓杰平还议定“配相符”投资、过后兑现、以借为名等手段受贿1700.7624万元。上述走为中职务作恶与经营、借贷等民事运动交织同化,具有暗藏性、复杂性特点,添大了实在界定其走为性质的难度。

  2003至2007年间,邓杰平众次授与赵某的请托,行使其职务上的便利,为赵某谋取益处。成铭公司停留生产后,华良公司仍以支付成铭公司“利润”名义向邓杰平夫妻给付财物。按照有关党纪条规以及“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题目的偏见》,对邓杰平夫妻以成铭公司名义赚钱走为如何定性,答以邓杰平夫妻对成铭公司是否实际出资、有无参与管理经营为标准,以2008年9月为时间节点别离认定。

  2008年9月之前,邓杰平夫妻对成铭公司实际出资并管理经营,成铭公司为华良公司定向生产配件并获取经营益处的走为,欧美av3d动漫在线相符2015年《中国共产党纪律责罚条例》第八十八条所规定的违纪组成要件,答认定为违规从事营利运动,不组成受贿。2008年9月之后,成铭公司虽名义上存续,但其实际出资及经营管理者已为华良公司,邓杰平夫妻在异国实际出资且未参与经营管理情况下所获“利润”,内心是邓杰平与赵某之间权钱营业的对价,答以受贿认定。

  2。收受蔡某、杨某400万元,为何系作恶未遂?如何望待邓杰平及其辩护人认为这不组成受贿的偏见?

  许昊娟:按照有关法律及理论注释,答所以否已经得到行贿行为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本案中,邓杰平与蔡某、杨某约定对万佛灵山公司投资1200万元,三人各占投资款的1/3,邓杰平无需投资。而后,蔡某、杨某向邓杰平妻子出具书面凭证,清晰邓妻占400万元。2015年,邓杰坦然排妻子将上述凭证退给杨某,杨某口头准许:投资款收回后,送给邓杰平投资款的约定不变。2017年,杨某、蔡某欲送给邓杰平400万元。邓杰平外示钱暂放在杨某处,待其退息后再拿。从证据情况望,杨某、蔡某的证言,邓杰平的供述,公司登记情况以及有关财务凭证均表明:三人约定让邓杰平在不出资的情况下占1200万元投资款的1/3,该笔投资款首终未转化为股份,且未有过投资利润和分红,故该走为内心是杨某、蔡某二人向邓杰平走贿400万元,并非送给邓杰平带有“干股”性质的财产性益处。认定既遂与否,答以邓杰平是否实际得到该400万元为标准。

  辩护人挑出,因邓杰平尚未收受400万元,故该笔原形不组成受贿。吾们认为,邓杰平在杨某、蔡某二人送给其400万元时,清晰外示先放在杨某处,待其退息后再拿,内心是两边约定在邓杰平离职后收受财物的走受贿,该400万元系邓杰平按照走受贿两边正当而憧憬获取的益处。邓杰平在退息前被查,尚未达到预定的时间条件,现有证据足以倾轧邓杰平自愿屏舍400万元的能够性,该预期益处因其意志外原所以未获取,相符作恶未遂的组成条件。故长沙市纪委监委将该400万元依法计入邓杰平的受贿数额且认定为作恶未遂,有足够的原形及法律按照。本案移送司法后,公诉组织、一审及二审法院均对该笔原形作出了相通的认定。

  3。邓杰平及其辩护人挑出,一审在认定原形有较大转折的情况下仍按照公诉组织的量刑提出量刑,与罪行刑相适宜原则不符,如何望待该偏见?

  熊玲:从判决情况望,一审判决认定的原形与公诉组织控告原形基原形反,就邓杰平受贿作恶数额,收受蔡某、杨某400万元系作恶未遂、认罪态度等中央原形、情节方面均无出入。就公诉组织对邓杰平索取欧某、朱某财物的控告,一审对该两笔受贿的主要原形予以认定,仅未认定该两笔受贿具有索贿情节。故邓杰平及其辩护人挑出一审在认定原形上对公诉组织控告原形有较大转折的偏见与原形不符。

  吾国刑法第五条规定,责罚的轻重,答当与作恶分子所作恶走和承担的刑事义务相适宜。该条文系吾国刑法罪行刑相适宜原则的表现,是判决量刑必要按照的原则。本案中,邓杰平具有以下法定量刑情节:共同作恶中系正犯,收受1300.7624万元既遂,收受400万元未遂,具有直爽情节,认罪认罚。一审中,检察组织挑出确定刑量刑提出11年有期徒刑,已经足够考虑了案件的作恶性质、作恶情节、作恶走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危害效果,提出对邓杰平科处的责罚与其所作恶走的轻重、刑事义务的大幼相适宜,相符罪行刑相适宜原则。

  4。邓杰平片面作恶未遂以及在授与审阅调查期间举报他人庞大作恶线索对量刑有何影响?在量刑时主要考虑了哪些因素?

  张新文:本案经一审、二审,认定邓杰平受贿既遂数额为1300.7624万元, 未遂数额为400万元。按照“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题目的偏见》第三条规定:腐败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答当认定为“数额稀奇庞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物化刑,并责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既遂数额是数额稀奇庞大认定标准的4倍以上,依法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未遂数额为400万元,能够比照一致数额的既遂从轻或者减轻责罚,即可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按照邓杰平受贿既遂及未遂数额,其基准刑答在有期徒刑十三年以上。原审综相符考虑邓杰平自愿认罪认罚、退赃等悔罪外现,决定对其从轻责罚,最后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给予了邓杰平足够的量刑激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详细题目的偏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阅立功证据原料,清淡答当包括被告人检举揭发原料及表明其来源的原料,司法组织的调查核实原料,被检举揭发人的供述等。被检举揭发案件已经立案、侦破,被检举揭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公诉或审判的,还答审阅有关法律文书。本案中,邓杰平在授与审阅调查期间虽有检举揭发走为,但匮乏前述证据表明作恶原形已经查证属实或使案件得以侦破,所以暂不克认定为有立功外现。邓杰平的检举揭发走为在量刑时原则上答酌情考量,其在一审签定具结书认罪认罚,后虽上诉,但二审挑讯时亦认罪认罚,能够依法从宽处理。一审按照其受贿数额、认罪态度、退赃等悔罪外现,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二审认定一审判决量刑正当,足够表现了“认罪越早,从宽越众”理念。类案判决层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期审结的周某受贿案,其既遂数额与邓杰平相等,因其拒不认罪,且无前述可供考量的量刑因素,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能够说,邓杰平案是职务作恶案件中给予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量刑激励的典型案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程威)

义务编辑:武晓东 SN241